在經過對良心在歐洲語言的演變考察後,耿寧先生接著提出另一個重要的議題:「歐洲思想史上良心觀念的重要性」在這個小節裡,耿寧指出早在基督教時代之前,良知的觀念在古代世界就已經獲得發展。
以哲學家西賽羅、塞內卡與愛比克泰德(Epiktet),還有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為代表的斯多葛學派,就對於良知觀念的發展有重要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說,馬可奧勒留也是首度與中國往來的羅馬皇帝,對照耿寧表示斯多葛學派的特徵「與中國哲學類似」,是一種哲學的生活方式,而非理論,顯然中西確實是有其會通的地方。
雖然斯多葛學派雖然與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相比,比較不那麼著名,但是確對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有重要的影響。而且當利瑪竇前往中國時,其《交友論》就是把哲學家賽內卡的一些言論翻譯成了中文。
耿寧指出斯多葛學派對於良心最重要的觀念,認為對人來說最大的幸福就在於,人意是到他的行為是道德的,而最大的不幸就在於,他意是到他的行為是不道德的。筆者認為這個在倫理學上會被歸類為動機論的觀點,其實,從中國思想的角度來看,不僅是動機這麼單純。如果要完整的解釋,應該要從陽明心學的知行合一學說來進行詮釋。
耿寧接著指出,良心觀念在歐洲思想史會這麼重要,不僅只是古代的斯多葛學派,更關鍵的是使徒保羅,他受到斯多葛學派的影響,認為道德法則存在於所有人的心中,良心根據這一法則提供證據。並且更進一步認為「良心也依賴於他們不同的觀點與信念,以致於不同的人在他們的良心判斷中並不總是一致的。
因此,保羅認為,每個人必須按照他自己的良心判斷來行為,否則他就會是有罪的。同時也尊重其他人的良心判斷,並且不應該把其他人引向他們自己良心判斷相反的行為,否則的話,就會把人們引向罪惡。
另一個對於良心學說發展具有重要貢獻的是希羅尼莫斯(Hieronymus)對於聖經的翻譯,他把聖經翻譯成拉丁文,並且在西方的基督教中享有很高的權威。在這個文本裡寫道:人在他的靈魂的三種基本能力中,即在理性、貪慾和勇猛中可能是有罪的,但是人還有第四種能力,根據這能力他知道他有罪。耿寧認為,這個第四種能力在希羅尼莫斯來說就是良心,這一能力的位階比其他能力更高,而且在最深的罪孽中也不會熄滅。
讀到這裡,筆者認為,基督教把「懺悔」做為人們滌罪的工夫,應該就是根源於良心的能力。如果有很認真的懺悔經驗,就會感受到類似克里西納穆提所說的「拙火」把全身心燃燒起來,蛻變出新的意識。
耿寧最後舉出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來佐證良心在歐洲思想中的重要元素的顯現,已經不僅從哲學與神學的向度,更從法律與政治的角度,認為良心被看做是人的本質部份。
在這個小節裡,耿寧對於良心在歐洲思想的發展,做出了清晰的脈絡梳理。做為歐洲人,耿寧能接觸到歐洲文化的肌理,給出中國文化脈絡可以理解的語言,使得心性論在中西會通的討論,就變得相當具有前瞻性與可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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