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耿寧:《心的現象》,2012,北京:商務印書館。
瑞士心理現象學家耿寧先生的心性現象研究論文集《心的現象》,其書編者倪梁康先生在編後記裡面表示,這本論文集的次序是按照耿寧撰寫與發布的時間來編排,以便讀者可以觀察到他的思想的發展脈絡,這個做法重視思想的過程而非結果,主要是偏好心學式的精神發展歷程的紀年順序,而不是朱西在事實論題方面的系統與類的劃分。不過,儘管有點流於形式,使人在閱讀論文集時有著東撲西跌的感覺,不過,隱約可以看出耿寧自己在思想的發展過程裡,似乎是透過現象學與唯識學的角度來逼近陽明心學,這種狀態是非常特殊的,尤其是良知學說在耿寧的心目中被放到了一個特定的位子。
耿寧認為王陽明所說的「良知」一詞是「自知」,而「自知」的意思可以從布倫塔諾的心理學(描述心裡學,Descriptive Psychology)、胡賽爾與薩特的現象學,或者用陳那和玄奘的唯識學去解釋。但是耿寧很清楚的表示這樣的解釋指是因為在這之間有一個共同的看法,自知就是知覺,不是一種特殊的心理活動,不是一種特殊的反思,而是每一個心理活動都具有的成分,是所有意識作用的共同特徵,也就是說意識作用都同時知道自己。他進一步用唯識學的「自知即自証」的角度,認為布倫塔諾稱為「內知覺」(innere Wahrnehmung),胡賽爾稱為「內意識」(inneresbewusstsein)或是「原意識」(Urbewusstsein),薩特稱為「前反思意識」(conscience pré-réflexive)有著自知的共通性,而在這樣的脈絡裡,耿寧認為唯識學的自証分相當於(但不等於)王陽明的良知。
儘管耿寧認為自証分與良知有著相當的差異性,但他認為需要指出良知與唯識學、現象學或心理學所蘊含的自知或自証的內涵,依然有著共通特點:第一,王陽明認為所有的心理活動都是良知的發用;第二,良知是一種不待慮而知的「一念」。但這並不是約化良知的特點,相反的,耿寧指出良知不同於布倫塔諾、胡賽爾或沙特的地方就在後者並不必然與行為、實踐活動與道德行為有著緊密的關聯性,唯識學的部份則較為複雜些,但同樣在於並不是所有的識都是實踐(例如五識與思維,儘管都有相應的心理作用),這就與王陽明強調知識與行為之間有著實踐與應然的關係有所不同。
耿寧認為王陽明的良知是一種「自知」,不僅是純理論的,純知識方面的自知,而是一種意志,實踐方面的自知(自覺),因此應該要修改自知的概念,以便適用於王陽明的良知說。必須把良知這種意志的自知去包含一個對於這個意志的價值判斷,是非或好惡,而且不是一種社會灌輸的習慣,也不是相對的,而是人心本來具有的,是良能,是絕對的。如果到了這一步,耿寧認為良知就遠遠的超過唯識所說的自証分,而且還是人心上最根本的、最直接的、各類意識活動必然具有的自知,儘管為了要把握這樣的自知,需要用唯識學與現象學去分析,使得耿寧意識到這樣一來,王陽明的良知學說就出現了他的一貫性與系統性。
他認為良知有個不可排除的中心(本質),並不是一種是非或道德判斷,而是自知,這種自知越受到私意的妨礙,心的活動就越不自然,心的自知就越模糊,反過來說,良知越清楚就是志良知越成功,心的活動就越自然,在這個階梯上的最高程度就是心的自知,最明了的良知可以說等同於禪宗的大悟大覺。然而,在這個階梯上的最底水平是最模糊的自知,王陽明認為無論有多模糊,心理有多愚昧,在其心理活動都還有良知。因此,耿寧認為良知就是自知,那麼,就必須要承認良知是不可排除的,因為自知是心理活動的本質,意味著任何生活的狀況都可以當做致良知的出發點。
當筆者瞭解耿寧的這一觀點之後,頓時覺得耿寧的証成完全是哲學式的,並且採取了與新儒家完全不同的路線,確實非常值得借鑑。儘管,耿寧在這樣的路線裡更傾向聶豹的歸寂說,認為歸寂是致良知的必要條件,對此,筆者目前只能先「存而不論」。